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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来是他的中文名，英文名David。他的代理人麋鹿狂热地爱着中国，仔细研究过他的名字之后，说，在中文里，“来”就是“come”的意思，当我们讲“David’s coming”的时候，我们不仅在陈述你来了的这个事实，我们还叫出了你完整的中文名字。

卫来推门进来。

白天，酒吧没有生意，只开了一盏壁灯，幽暗的灯光笼罩吧台上立着的迷你水母缸，里头浮游着两只通体透明的海月水母，缸里打碧绿的光，水母拖着长长的触须，像浑身泛着磷光的幽灵。

水母缸的后面，有一张被水流、光和玻璃合伙扭曲了的脸，她大概也隔着这重扭曲看到了卫来，诧异地抬起头来。

那是埃琳。

埃琳是个年轻的德国女人，顶一头红发，很像著名的德国电影《罗拉快跑》里的女主角，脖颈上纹了一条绕颈一周的、很细的眼镜王蛇，蛇信子正吐在咽喉的微凸处，每次讲话，蛇信都好像在咝咝抽动。

二是，搭了一辆满载挪威云杉的拖木大货车，芬兰号称是五百万伐木工的国度，这样的拖木车很常见——驾驶室里不够坐，他裹着兽皮翻进车后斗，在刺鼻的树木气味间躺倒，后半夜的时候司机上来拍打他，大意是只能送到这了，他听见了，但困地睁不开眼，也没起身，含糊地说：“那把我扔在这就行。”

司机没办法，招呼了同伴，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抛尸一样把他扔在路边，他半张脸贴着泥，一觉睡到天亮。

不过，回到赫尔辛基，远远望见高处乳白色路德宗教堂的时候，他一下子回血了。

耳聪、目明、思维敏捷，鼻子能嗅到远处刚出炉肉堡的味道，血管里的血也像边上桑拿房里的滚水，开始翻沸。

回到老地方了，有人讨厌这里，觉得它清冷、黯淡，像“实施开放政策前的苏联”，有人喜欢这里，觉得这个被波罗的海环拥的城市有着田园般的诗情画意。

但实际上，侵略性的外表之下，埃琳是块堪称温和的白板。

她看着卫来，疑惑，而又警惕，一只手探向吧台下方，那里藏着一把俄制马卡洛夫手枪。

卫来知道她没认出自己，或者把他当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头发乱糟糟的，几乎跟多日没有剃过的胡子长到了一处，如同两丛灌木狭路相逢；脸上有擦伤，泥色浸到皮肤里，水洗不掉。穿的不伦不类，兽皮的馊霉味杂糅着血腥味，提醒他不方便举火的那两天茹毛饮血的生食日子。

他喉结滚了一下，说：“我。”

埃琳一下子瞪大了眼睛：“David’s coming？”

时间是三月末，赫尔辛基还扫在冬天的尾巴里，阴冷，昏暗，卫来裹了裹那块邋遢污脏的兽皮，走过混凝土的公寓楼、橱窗蒙尘的店铺、成人用品商店和泰式按摩院。

街道空荡荡的，没人围观他，他一路走进那间位于地下的、埃琳开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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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的名字叫：We care about the world（我们关心这个世界）。

全英文的店名，甚至没有用当地通行的芬兰语或瑞典语写一道，这里进出世界各地的面孔，充斥诸多或明或暗的交易，麋鹿说，这酒吧是浮在赫尔辛基皮肤表面的漩涡，不了解的人要绕着走，了解的人自然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