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府，到吏部尚书，哪怕是曹伦秉政时的财政使，无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权力巨擘，并且，他始终被视为“帝党第一臣”，皇帝的良师益友。

曹伦之后，当王士廪向尚书令之位发起冲击时，也得到了刘维箴的支持。正统皇帝虽然是个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决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获得优势也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廪最终如愿，将曾公亮、富弼、庞籍几名主要竞争对手力压身后，顺利上位，成为权掌中枢、宰执天下的帝国第一臣。

王士廪才干绝对是有的，谋略见识，放眼内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强悍，治事经验丰富，善于揣摩人心，对帝国体制之运转也有极深的认识，再兼深得皇帝信重，这样一个人掌握大权，对朝局而言，至少不会是什么太坏的事。

而过去的五六年，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许帝国自上而下，滋生着诸多问题，但整体而言，还算稳定，在赈灾、济民、固边、平乱、剿贼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现，对关键事务，王士廪从不含糊。

也正是在蔡诀的建议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须知，作为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实上一直是被当权者所排斥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畏权贵”。

包拯这个人，品性、作风如何，从他当年担任洛阳府尹如何，就能可窥一斑了，朝中掌权者也都清楚，把这么个人，抬进政事堂，绝对是自找麻烦。

因而，宁与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当年范仲淹曾尝试过，但最后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东南转运使之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诀向皇帝建议，把包拯从岭南巡抚使的位置上的调入中枢，拜相，还是都察使这样一个位置，对帝国权贵来说，是怎样一种约束与震慑。

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拯担任都察使以来，朝廷风气是有所扭转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冲锋与坚守。

只不过，同范仲淹那样的贤相不同，王士廪并没有太多家国情怀，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理想性”，这只是一个出身宦官、精于权谋的官僚，一个务实派，一个平衡家。

王士廪执政期间的很多决策考量，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国为民。

比如赈灾济民，他调粮派饷，并不迟疑，但最终对救灾官吏的考核评功，不是因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里的动乱最少，谁治下盗贼、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员的“维稳”手段与能力。

当然，包拯并不领蔡诀的举荐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禁止宦官干政，约束特务爪牙。在任以来，除了打击贪渎官僚、不法勋贵，对宦官集团仍旧重点“照顾”。

也就使京中传播着一种流言，说蔡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包都察抗争权阉”的戏码，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传奇故事之中。

事实上，包拯与蔡诀之间，从没有直接冲突，蔡诀上位后，并没有纵容宦官，相反对那些“宦子宦孙”，多有约束规制。包拯攻讦打击的宦官，也仅是就事论事。

只不过，权宦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罢了。

再说相党，王士廪作为从龙之臣，也堪称刘维箴力压皇叔、成功承继大统的第一功臣，刘维箴在登基之后，予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