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里竟是她与男友争吵的场景。那天，他们争吵分手，男友冷漠甩门离去，将她遗弃在家。她打翻了牛奶，伤心地趴在桌上哭了。就在那时，她看见了男孩出现在她身旁……”

K，这是我昨天看的古典时代老电影。看完走出电影院，外头下着不小的雨。我找了间咖啡馆坐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结局。落地窗上，雨幕变化着自身的弧线。世界经过了雨的透镜，显得干净而明亮。

故事始自窥视。未经世事的年轻男孩爱上了隔壁公寓的邻居，一位韵味成熟的美丽女子。男孩在自己房里架起了望远镜，偷窥女子的一举一动。女子毫无知觉地进行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出门上班、回家、看电视、洗浴、小酌、与男友争吵。

男孩怀抱着对女子纯洁的爱。他去打工送牛奶，借着送牛奶的机会与女子攀谈。女子冷淡以对。他窥见女子和男友亲热起来，便恶作剧地打电话谎报火警。当然，男孩也窥见了女子与男友的争吵。男友甩门离去。女子倒了杯牛奶，却失手打翻了它，她趴在桌上伤心哭泣起来……

失恋的女子终究发现了男孩的存在。她满不在乎地邀请了男孩，将他勾引上床。男孩没有经验，很快便结束了。女子露出嫌恶的表情，毫不留情羞辱他：“这就是爱。这就是你所谓的爱。”

至于将“巴西双胞胎小镇”之怪异现象连接于Mengele者，则首推阿根廷史家Jorge Camarasa。经考证，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位于巴西与巴拉圭边境之小镇Candido Godoi，其双胞胎出生率竟一度高达近20%（一般平均为1.2%左右），且多为金发碧眼；此一怪象素来令人不解。然而根据Camarasa之访查，约于1963左右，有一化名为Rudolph Weiss之江湖郎中开始拜访该德裔居民聚居之小镇，有时兼做牙医、兽医，并提供自备之药片、针剂等给予居民、妇女服用；而该郎中之长相即与Mengele颇为类似。且于该医师频繁造访之后，小镇之双胞胎出生率即开始异常攀高。据此，Camarasa推测Rudolph Weiss正是Mengele，而Mengele便是将该德裔小镇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当然，此一假说一时之间也无法证实。此即著名之“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而其戏剧化程度不下于此公案者，则是台湾业余史家暨生物学家尹露涵（Lu——Han Ine）解开此一历史公案之谜的过程。公元2269年，尹露涵出版《双胞胎之谜：Mengele的人体实验》（The Twin Mystery: Mengele’s Human Experiments，台北：坐卧者，2269年2月）一书，公开宣布已解开Mengele于巴西小镇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双胞胎的历史之谜。根据该书陈述，约于2240年左右，就读博士班期间，尹露涵即开始关注此一议题。“解谜过程从一个假设开始：我认为，Mengele的‘南美洲实验室’可能不只Candido Godoi一处。”于接受BBC专访时，尹表示，“这来自一显而易见之常理：实验成功并非一蹴可就；在成功之前，可能留下多次失败，或半成功的实验记录……”

带着这个假设，尹露涵开始了她的追寻之旅。她调阅1960至1980年间南美洲所有地区可考的新生儿出生资料。“正常双胞胎之发生率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dido Godoi小镇中，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0%；那么我假设，可能会有某些地区的双胞胎出生率落在2%至10%之间。而这些地区很可能就是Mengele‘实验半成功’的实验室。”尹表示，“当然，也有可能出生率之上升在某些地区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若是如此，那么我可以选择忽略，也可以选择修正统计方法，甚或实地进行考察……”

以此一概念进行初步筛选，尹露涵标定全南美洲12处地区作为“Mengele实验室嫌疑地区”。接下来，尹率领研究团队进驻该12处嫌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于当地政府帮助下，我们从户口记录清查该地于该时期双胞胎的家族谱系，并寻访双胞胎的后裔，建立这些后裔的DNA记录。”由于事隔两百多年，查访任务颇为困难；历经10年苦工，终于完成一份多达约11万人的DNA蓝图记录。

接下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改良版”便上场了。“崔直绪教授这项发明确实堪称划时代创举，然而却未能全然适用于我们的解谜任务。”尹露涵表示，首先，她的团队透过复杂比对程序，抽丝剥茧，由双胞胎后裔11万余份之DNA蓝图逆推出约千余位的双胞胎先祖之DNA蓝图，“这可能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左右那群最早的双胞胎，也可能正是Mengele的直接实验品。”尹向记者说明实验难度，“……崔直绪教授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是DNA突变。然而他需要专心对付的最大变量，也正是‘突变’与‘生物迁徙’而已。我们的困难在于，即使是在成功还原了第一代双胞胎的DNA蓝图之后，我们仍旧必须同时面对几项重大挑战。”根据尹的说法，于Mengele时代，当然很难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术；因此推测起来，制造双胞胎的方法，无非是借由药物诱使子宫内之受精卵分裂为二，“……然而这样的药物技术是否可能在某一层次上影响了胎儿的外显征状……或甚至，这样的外显征状在基因层次上其实会留下标记，只是我们未曾准确定位出这些标记而已。”尹露涵表示，举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指纹、掌纹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胎儿在子宫内位置相异，导致不同胎儿的成长环境、相邻区域的羊水间有极细微的化学成分差异；而这些极细微的差异居然就导致了指纹、掌纹的不同。类似蝴蝶效应……然而我们怀疑，指纹与掌纹的不同其实在基因表现层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们尚未精确定位出这样的DNA差异究竟表现在何处。我们相信Mengele的药物其实也是这样……”

但后来男孩却自杀死了。女子意外得知消息，来到男孩住处，看见了平常用以窥视自己的望远镜。她好奇地往望远镜里看去，却看见自己的公寓里的，她自己。

往日重现。是她与男友争吵的那天。男友甩门离去，她打翻了牛奶，伤心哭泣……

一部叫“爱情影片”的古典时代老电影。K，我这两天又想起许多从前的事。许久前我已下过决心，不再放任自己。但或许恰巧是有些其他令我心烦的事（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上的，我花了许多时间处理它们），所以我偷懒了，我想，为了补偿，我可以放纵自己一个下午，让自己尽情想你。

K，过去，你让我安心吗？或许也没有。我想你是温和而忧郁的，但关于我们的感情，我总感觉你有所保留。这所谓“保留”或许亦非你自愿，但总之如此。但我想我没有资格责怪你，我同样有我的惧怕与不安，而那惧怕与不安也仅有部分与你有关，多数是我自己的责任。说起来，我也该为这样的情绪对你感到抱歉的。

经过长达9年马拉松式的研究，在学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议地，尹露涵团队终究成功精确定位出该药物在基因层次上造成的影响。尹并将该段导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态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Mengele’s genotype）。经查，于千余位第一代双胞胎中，共计481位带有此“Mengele基因型”。“他们就是Mengele所制造出来的。”尹表示，“百分之百确定。”而后，尹露涵在崔直绪的基础上，再对“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做进一步改良，以求适用于此次研究。7年后，尹露涵团队正式宣布解开“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之谜。“我们追踪Mengele基因型的地理分布、配合实地田野调查与访谈，”尹表示，“再结合生物科学与历史方法，终于揭开了Mengele南美实验的谜底。”记者会上，研究团队公布了标定的七处地区为“Mengele南美实验室”。尹露涵表示，自1950年代至1979年猝逝为止，Mengele总共曾在这七个区域进行双胞胎实验，而巴西边境小镇Candido Godoi则是其中第六个区域。这七个“实验室”遍布南美，其中第一、二个位于阿根廷，第三个位于智利，第四个在玻利维亚，第五个在哥伦比亚，第七个则位于巴拉圭。“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推测出三十年间Mengele在南美洲躲藏的行踪。”尹说，“在前面五个‘实验室’中，双胞胎的平均出生率约在6%左右。同时这些区域也全属穷乡僻壤。我想这也是为何这五个区域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的原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七个区域中，双胞胎的出生率由第六个区域的将近20%大幅下降至11%。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第七个区域中Mengele制造的双胞胎，其基因型亦有共同特征，与其余六个区域有微细差异。我们将之命名为‘Mengele基因型：特殊型’。这可能表示，在第七个区域中，Mengele可能意图改变策略，采用了不同的药物或其他不同方法来诱发受精卵分裂。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第七个区域的47位Mengele双胞胎中，后来死于血癌的比率竟高达52%。这或许也与Mengele的新方法有关。”尹语调沉重，“……我必须说，我们相当庆幸Mengele的南美实验室在这第七个区域之后便终止了；否则很难预料是否会导致更高的血癌致病率。而Mengele本人也终究死于1979年，终止了这项诡异的双胞胎实验……”

尹露涵团队的研究成果刊载于英国《自然》期刊，很快获得学术界承认。数年后，尹本人更应出版社之邀，将这段解开Mengele双胞胎之谜的追寻之旅写成《双胞胎之谜：Mengele的人体实验》一书，大为畅销。尹本人则成为世界知名的明星科学家，其风靡程度，自古典时代以来，大约仅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天文物理学者霍金、逻辑学兼演化学者西格弗里德与文化心理学家兼统计学者哈里·谢顿等可堪比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所从事之研究直接相关于纳粹医师Mengele及其意识形态，尹露涵却殊少对此事与其他相关政治议题发表看法；甚至当媒体问及尹对种族屠杀、种族优越感或纳粹历史等议题相关意见时，她都显得异常低调，几乎不愿有任何实质响应。在这方面，可考的记录似乎仅有一项。那是在她的挚友、作家李实光回忆录中所披露的一段私下谈话。于这本出版于2289年的《时光命题：李实光回忆录》（The Times of My Life: The Memoirs of Li Shiguang，台北：南方，2289年11月）中，李实光记下这段在一次三两好友聚会小酌之后，尹露涵于社交媒体好友群组中透露的信息：有许多人认为种族屠杀是个野蛮的行为。我要说，不，我并不如此认为。那本来便是文明行为，只有文明人类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问题在于，文明从来与善恶无关。那是文明的自然后果。对某些人来说，我做的研究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不能理解我何以耗费一生去追索一个三百年前纳粹战犯实验的轨迹。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我所做的事又太有意义；有意义到他们必须对此不停叙说、产生论述、彼此议论驳火，甚至千方百计揣测我的立场。但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文明行为，也“只是”文明行为。本质上，这些行为与种族屠杀并无差异。我如何看待我自己的研究？我只能这么说：本质上，我的行为亦与种族屠杀无异。当文明思索、辩证、建立想法，从而以这些想法为基础去处理事务，选择“要”或“不要”、“可”或“不可”、“留”或“不留”、“对”或“不对”时……一切都无异……

此一私人信件内容业经披露后，引起争议，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之；然而由于其内容亦颇有令人费解之处，更多反应则是困惑。一如预期，时龄75岁的尹露涵并未出面解释，也拒绝再发表任何相关谈话；直至2291年尹因突发心肌梗死逝世，她多年惯常的寡言化为永恒的沉默为止。

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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